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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绿色税收;绿色税收制度;改进;建议
论文摘要:分析了国外绿色税收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探讨了中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的必要性及应采取的措施。
所谓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是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与绿色税收的概念相对应。绿色税收制度,包括绿色税收法律制度及税款征收管理制度和税收考核评价制度。
1绿色税收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由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累积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使生存和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加强环境保护,以税收强制手段控制全球环境退化度问题。已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与环境问题,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使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可持续发展准则得以公认。随着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立,为解决全球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的环境退化问题,经济学家庇古率先提出“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是绿色环境税收得以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
随着国际贸易中关税壁垒和绿色壁垒的宏观税收调控作用的突现,世界各国已逐步开始探讨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环境税收”问题,促使经济学家庇古的“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绿色环境税收”理论得以实行.于是顺应世界潮流的绿色环境税收应运而生。
绿色环境税收制度最早在欧洲诞生,瑞典1988年第一次赋予绿色税收这一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以法律形式,随后德国、日本、挪威、荷兰等国也先后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和荷兰还征收水污染税,用于保护水资源。为了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90年代初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国相继开征了碳税。例如,美国已着手对每吨碳征收6~30美元的碳税,并开始征收交通税,每次行程收税1~4美元。此外,还有噪音税、固体废物税等保护环境的税收。环境保护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受到重视,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征绿色税收.或对原有税种进行“绿化”使之具有环保功能。
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认为污染者应该承担污染治理的责任.国家当局应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成本.并且适当照顾公众利益.而不扭曲国际贸易的开展,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产品征税。1994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马拉喀什签署最后文本的前夕.GATT决定成立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贸易争端,力求使环境问题的处理制度化。该委员会在工作计划中拟首先考虑的问题包括为达到环境目的的收费和税收。1997年12月,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呼吁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各国除了使用直接干预和硬性规章制度等传统政策工具外.还采用绿色税收和排污许可证两种政策.其中绿色税收是目前各国控制污染的主要手段。
归纳起来,国外实现的绿色税收有如下特点:
1)有着相同的国际依据率先实行绿色税收的国家,其绿色税收的征收和改革措施都以《京都议定书》和其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定为共同依据。OECD和欧盟成员国已经在绿色税收改革方面提出许多新措施.这些组织已经成为各国进行绿色税收改革讨论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
2)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是绿色税收改革的关键实现环境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对目前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征税。但是.由于很难准确地测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以该税是按照排放气体中碳的估算含量来征收的.这样就使各国的绿色税收税率差异相当大。
3)绿色税收具有环境目标和收入目标获取收入并不是实施绿色税收的主要目标.因此绿色税收一般都不会取得大量收入。从OECD的数据库看,19个发达国家从绿色税收中取得的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不足2%.其中希腊高于4%,墨西哥和美国最低.只有1%。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绿色税收改革都有双重目标.一是改善环境,二是利用筹集的资金纠正其他税种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绿色税收具有环境目标和收入目标的双重性。
4)环境目标和产业竞争之间的关系在绿色税收的设计和征收中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有的国家没开征此税.又没有其他补偿措施.所以已开征绿色税国家的企业可能以公平竞争为由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免税收。这样就使得一些已开征绿色税的国家最后又放弃了一些绿色税种。如芬兰对电力部门豁免碳税,丹麦也用自愿协议取代了碳税.挪威为了应付石油部门投资的下降.正在考虑取消碳税。在缺乏补偿措施的情况下,绿色税收可能会影响国际竞争。
2建立绿色税收制度的必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关注资源环境保护问题,已开始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环境保护.特别是1993年以来,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利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的排污收费制度.国家已规定了污水、废气、废渣、噪声四大类100多项排污收费标准。
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通过收费使环境的外部成本得以内部化。并为环保工作提供专项资金。排污收费制度,使我国在调控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排污收费制度存在不少问题,制约其作用的发挥。1)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偏低.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收费标准不平衡。2)征收依据落后,仍是按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此收费依据不仅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高收费的方法。3)排污费征收管理不规范.征收率低.征收成本高.相当一部分被环保部门用来维护其机构人员支出;征收阻力大.排污费不具有完全的强制.立法基础薄弱。权威性差。4)排污费的使用不科学。原应该用于环境治理的费用被人为地挪作他用或被挤用.使用分散,周转慢.影响了治污步伐和排污费的使用效益。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涉及自然资源的税种包括资源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殖税、农业税等,而无涉及环境保护的专门税种。在国际贸易中也没有开征旨在环境保护的绿色关税。结合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现实.在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
将排污收费制度改为绿色税收制度。具有以下有利因素:1)强制性和权威性增强。税收由国家法律规定.并保证其实施.人为因素较少.有利于减少拖欠.也有利于杜绝“乱收费”现象。2)排污税收的目的在于抑制污染,而非原先的收费侧重于污染产生后的治理.有利于纳税人加大自身的环保投入.有动态的激励效果。3)有利于专项管理。用税收方式征集环保资金.有利于专款专用.增大环保的投入。4)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排污税收边际成本较收费降低。5)税收环保条款能增强企业环保意识.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3建立和完善绿色税收制度的建议
3.1建立专门税种
开征环境污染税。污染税是为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环境退化度.实现绿色清洁生产.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污染行为征收的环境污染税种。目前,环境污染税缺位.治理污染的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在中国环境污染13趋严重.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课征污染税。借鉴国际经验,污染税可细化为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在税基选择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对应税包装物.可用企业的产量为税基。在税率设计上,不宜按“全成本”定价,防止税率过高而造成生产抑制.导致社会为过分清洁而付出过大代价.最适宜税率应等于最适资源配置下每单位污染物造成的边际污染成本,在实践中可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
3.2完善现行资源税
资源税是为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实现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或限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根据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的稀缺程度差价征收的绿色税收种,是绿色税收主要税种之一。1)扩大征收范围,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31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2)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人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优惠.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意识。3)完善计税方法,加大税档之间差距。为促进纳税人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课征。
3.3实施绿色关税制度
进口关税.主要是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和技术。征收进口环保关税,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污染者负担”原则一致.作用在于提高进口质量,增加环保产品的进口,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口。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在允许进口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产品的进口关税。出口税的主要对象是国内资源,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作用在于有效保护不可再生资源,改善出口结构,尽量减少此类产品的出口,鼓励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应注意的是实施环境关税制度应以国内建立起环境税收体制为前提.否则单独对进出口产品征收环境关税将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易导致贸易争端。
3.4建立绿色税收优惠制度
为鼓励企业节约资源和对资源实行综合循环利用.以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而实行的减免税及补贴政策.也属绿色环境税收范畴。如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对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对环保的投资.环保产品的生产、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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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法将纳税人按其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健全程度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税务研讨论文:浅析增值税的纳税筹划-。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纳税筹划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节约资金支出,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增值税作为企业的主体税种之一,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对企业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我国的增值税开征时间相对较短,增值税尚处在不断的完善阶段,对纳税人来说存在很大的筹划空间。本文从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选择、增值税的计算公式、增值税纳税主体的拆分与合并等几个方面论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论文关键词】增值税;纳税筹划;纳税人;纳税主体
【论文正文】
浅析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又称为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循税收法规的前提下,纳税人为实现企业价值或股东权益最大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行或委托纳税代理人,通过对筹资、投资、收入分配、组织形式、经营等事项的事先安排、选择和筹划,以税收负担最小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纳税筹划是纳税人通过非违法的避税方法和合法的节税方法以及税负转嫁方法来达到尽可能减少税收负担的行为。
纳税筹划与偷税、骗税、抗税有着本质的区别:偷税、骗税、抗税均属违反税法的行为,而纳税筹划及其后果与税收法理的内在要求一致,它既不影响和削弱税收的法律地位,也不影响和削弱税收的各种职能和功能。它是在不违反税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对政府制定的税法进行精细比较后的优化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纳税筹划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是一个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纳税人往往面临着税负不同的多种纳税方案的选择,纳税人可以避重就轻,选择低税负的纳税方案。企业纳税筹划就是合理、最大限度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货物或应税劳务销售额,以及进口货物金额计算税款,并实行税款抵扣制度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各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进行征税,所以叫做“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现行流转税中的一个重要税种,是大多数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的一个主导税种。如何开展增值税纳税筹划是我们工商企业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将引用纳税筹划中的变量引进学说和因素分析学说,结合增值税的相关政策,寻找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空间。
增值税法将纳税人按其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健全程度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税率一般为17%;销售或者进口部分优惠税率货物,税率为13%。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这种税收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两类纳税人在税收负担与税收利益上的差异,为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增值税税法的研究,可以看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各有其优势。
一般纳税人的优势在于:
(1)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而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时可以向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则不可以(虽可申请税务机关代开,但抵扣率很低)。
小规模纳税人的优势在于:
(1)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将直接计入产品成本,最终可以起到抵减企业所得税的作用;
(2)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因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不必由对方负担销售价格17%或13%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因此销售价格相对较低。
在实际经营决策中,一方面企业为了减轻税负,实现由小规模纳税人向一般纳税人转换,必然会增加会计成本。例如增设会计账薄、培养或聘请有能力的会计人员等。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企业销售货物中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如果企业片面追求降低税负而不愿申请一般纳税人,有可能产生因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影响企业销售额。因此,在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中,企业应尽可能把降低税负与不影响销售结合在一起综合考虑,以获得最大的节税效益。
从增值税计算公式的内嵌要素入手,找到纳税筹划的空间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其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从公式来看,要找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空间,必须从以下两个要素进行分析:
销项税额是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按照销售额和规定的税率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额。其计算公式为: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销项税额的大小取决于销售额的大小。销售额越大,销项税额就越大,当期的应纳税额就越大。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这里所称“价外费用”,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 (延期付款利息)、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税法规定,上述价外费用,无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核算,都应当并入销售额计税。但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形可以不并入销售额计税:
(1)符合条件的代垫运费。这里的条件是指:a.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b.纳税人将该项发票交给购买方的。
(2)自来水公司代政府收取的污水处理费。
(3)报刊发行单位委托邮局代办发行的,在同一张发票注明的可以减去付给邮局的手续费。
(4)手机专卖店在销售手机的过程中,代电信部门收取的入网费和话费储蓄。
(5)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采用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的,可以减去旧货物的价款。
(6)农村电网改造的过程中收取的附加费。
(7)纳税人收取的包装物押金,单独记账核算的,当期或逾期不超过一年的等等。企业要从这些特殊政策入手,达到缩小销售额减轻税收负担的目标。
增值税税法规定,对于一般纳税人,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限于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通过对增值税税法的研究,增值税进项税额有以下几个特殊的地方存在筹划空间:
(1)购进货物或原料时,一部分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部分只能取得普通发票,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分店,分别取得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这样材料采购时,取得专用票记入一般纳税人身份的分店进行核算,取得普通发票记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分店进行核算。通过这样分类管理就可以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
(2)一般纳税人向农业生产者购买的免税农业产品,或者向小规模纳税人购买的农业产品,准予按照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扣除。但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明。
(3)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固定资产除外)和销售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根据运费结算单据(普通发票)所列运费金额(不包括随运费支付的装卸费、保险费等杂费),按照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4)从事废旧物资经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的废旧物资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根据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使用的收购凭证上注明的收购金额,依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予以扣除。企业要充分利用好这些特殊政策,来扩大进项税额。但也要避免纳税风险。
1.当废旧物资收购或农产品收购等业务发生时
比如有一家钢厂,为了能够增加进项税额,可以在钢铁生产企业以外,注册一家废旧物资回收单位,通过它去收购废铁,然后再卖给钢厂,钢厂就多抵扣10%的进项税额。如果钢厂直接收购废铁,就没有进项抵扣。再比如一家奶牛厂,把鲜奶直接加工对外销售,增值税税负就会很高。如果把养殖厂和奶制品加工企业分开,变成两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然后中间经过一道收购程序。这样养殖厂在销售鲜奶时属于自产农产品,是免税的。而奶制品加工厂在收购时,就可以抵13%的进项税额了,这样税负就能降低很多。
2.当混合销售业务发生时
税法对混合销售行为,是按“经营主业”来确定征税的,只选择一个税种:增值税或营业税。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企业的兼营和混合销售往往同时进行,在税收筹划时,如果企业选择缴纳增值税,就要使应税货物的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50%以上;如果企业选择缴纳营业税,就要使应税劳务占到总销售额的50%以上。虽然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应税货物和应税劳务的所占比例,来达到选择作为低税负税种的纳税人的目的。但在实际业务中,有些企业却不能轻易地变更经营主业,这就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通过纳税主体的拆分来进行纳税筹划。比如有一家生产锅炉的企业,同时提供锅炉的设计、安装、调试等劳务,如果把生产、安装、设计、调试等业务收入合并计算征收增值税,那么增值税税负将会很高。如果企业下设独立核算的建筑安装公司,专门负责锅炉的安装、调试以及设计等业务,那么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就会下降很多。再比如一家生产销售涂料的企业,同时提供涂料粉刷等劳务,同样可以以拆分的办法来降低增值税税负,从而提供企业的经济效益。
(1)合并
对小规模纳税人,如果增值率不高和产品销售对象主要为一般纳税人,经判断成为一般纳税人对企业税负有利,但经营规模一时难以扩大,可联系若干个相类似的小规模纳税人实施合并,使其规模扩大而成为一般纳税人。
(2)联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通过与营业税纳税人联合经营而使其也成为营业税纳税人,从而减轻税负。比如经营电信器材的企业,单独经营则缴纳增值税,但如果经电信管理部门批准联合经营的话,则缴纳营业税,不缴增值税。
增值税是除企业所得税外优惠政策最多的一个税种,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可以为企业大大减轻税负。
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按行业优惠类,针对不同行业设立减免税或低税率政策,如对农业、环保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多;
(2)按产品优惠类,如生态环保产品、农业产品、废物利用产品等税收优惠政策多;
(3)按地区优惠类,如经济特区、西部地区等税收优惠政策多;
(4)按生产主体性质优惠类,如校办企业、残疾人福利企业、高科技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多。根据上述优惠政策类型,企业在设立、投资等经营活动中就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投资地区、投资行业、产品类型和企业的性质,以最大限度地享受税收优惠,用足用够税收优惠政策。
总之,在筹划企业增值税中,应当认真研读《条例》和《细则》,筹划人员要非常精确地了解企业的业务性质、流程及当前的举措,对经营业务应如何纳税进行非常准确的分析,制定出合理的筹划方案,既不能因筹划而偷逃国家税款,也不应因对税法研读不足而带来不必要的现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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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环境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问题,与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越来越息息相关。如何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解决遏止人类发展的“瓶颈”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环境保护措施比较分析、国外绿色税收立法实践、我国绿色税收立法现状评析和建立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的设想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
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面对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己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我国污染总体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水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为4000亿元。随着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法律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已成为我国法律界、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绿色税收的含义
《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绿色税收立足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不仅仅要求事后的调节,更重要是利用税收对环境、生态的保护进行事前的引导和调控。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21。
2绿色税收在国外的实施
2.1国外绿色税收的特点
2.1.1以能源税为主体.税收种类呈多样化趋势发达国家的绿色税收大多以能源税收为主.且税种多样化。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五大类:废气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
2.1.2将税负逐步从对收入征税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以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通过进行税收整体结构的调整.将环境税税收重点从对收入征税逐步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即在劳务和自然资源及污染之间进行税收重新分配,将税收重点逐步从工资收入向对环境有副作用的消费和生产转化。
2.1.3税收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和配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国外的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主要原因是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采用税收手段的同时,注意与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等市场方法相互配合,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作用【3J。
2.2西方国家“绿色税收”的主要类型
第一种,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
第二种.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润滑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
第三种.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14J。
3建立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设想
3.1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从2001年起.我国开始陆续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共有4大类30余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税收政策.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这些年的执行情况看.现行税收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I51。
第一,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第二,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第三.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税收这方面的内容较少。
第四,收费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偏低.而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收费标准不平衡。其次,征收依据落后,仍是按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不仅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高收费的方法。另外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席日161L0
3.2构建我国绿色税制的基本思路
3.2.1借鉴国际经验.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fq税种。即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具体的措施包括:
(1)开征空气污染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锅炉、工业窑炉及其他各种设备、设施在生产活动中排放的烟尘和有害气体为课税对象.以排放烟尘、扬尘和有害气体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在计税方法上,以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根据烟排放量及有害气体的浓度设计累进税率.从量计征。有害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这两者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最主要因素.对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进行征税,可以减少燃料的使用。进而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国环境监测体系还不完善,单独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还不可行,因此现阶段只能开征空气污染税I71。
(2)开征水污染税。对于企业排放的废水,一般按废水排放量定额征收.但由于废水中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各异,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也有所不同,需要确定一个废水排放的“标准单位”.纳税人的废水排放量按其浓度换算成标准单位计征。根据废水中各种污染物质的含量设计具有累进性的定额税率.使税负与废水污染物质的含量呈正相关变化。对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由于其排放量与用水量成正比.且不同居民排放生活废水中所含污染物质的成分及浓度通常差别不大.因而可以居民用水量为计税依据.采用无差别的定额税率
(3)开征固体废弃物税。可先对工业废弃物征税.对工矿企业排放的含有有毒物质的废渣与不含毒物质的废渣及其他工业垃圾因视其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分别设置税目、规定有差别的定额税率。然后逐步对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征税,其计税依据可以选择按重量征税、按体积征税、按住房面积征税或按人均定额征税。在税率设计上,对同一种类垃圾,还应区分不同堆放地点、不同处理方式加以区别对待。
(4)开征污染性产品税。污染性产品主要是对在制造、消费或处理过程中产生污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以及稀缺资源使用的产品课税。从而提高这类产品的相对价格。减少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和消费。例如.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环保问题一”白色污染”就可以征收污染税加以解决。此外还可以对润滑油、农药、杀虫剂、不可回收容器、化学原料及其包装袋等容易造成的污染产品进行课税。
(5)噪音税。可考虑对特种噪音,如飞机的起落、建筑噪音等征税。它的税基是噪声的产生量,政府筹集此项资金,可用来在飞机场附近安装隔音设施、安置搬迁居民的搬迁等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3.2.2改革和完善现行资源税(1)扩大征收范围,
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
(2)完善计税方法,加大税档之问差距。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合理调整资源税的单位税额。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高于可再生资源.对环境危害程度大的资源的单位税额、稀缺资源的单位税额高于普通资源的单位税额。通过对部分资源提高征收额外负担,遏制生产者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同时通过税收手段,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在出口退税方面.应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时相应取消出口退(免)消费税。(3)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适当提高税率I91
3.2.3健全现行保护环境与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现行环境保护的税收支出政策.包括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税收支出;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产品的进口关税。实施企业投资于治污设备和设施的税收优惠,对防止污染的投资活动进行刺激l1Ol。
3.2.4制定促进再生资源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再生
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资源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据估算.我国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废旧资源价值将近250亿一300亿元人民币。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1
3.2.5完善信用制度.建立绿色价格体系建立绿色产品生产体系的前提是建立绿色产品的价格体系.保持优质优价,即绿色产品的正的外部性能通过价格体系充分得到反映。这就需要加强法制体系的建设,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信息不对称,树立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是企业信用的基石,没有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环保产品的质量特征就不能顺利通过价格得到反映.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就会频繁重演.就不能建立起绿色价格体系。如果不能建立绿色价格体系.绿色产品的正的外部性能不能从价格上得到回报.地方政府就没有保护绿色产品生产环境的积极性ll21。
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绿色税收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与其他经济政策密切配合.单独依靠绿色税收的作用显然无法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构建我国的绿色税收法律制度,需要全社会及全体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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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绿色税收制度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将面临资源与环境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另一方面,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建立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收制度,将作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达到现代和未来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现实中国的一个重大的经济课题。税收作为筹集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和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可持续发展与税收
(一)枕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将对税收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可持续发展是获得长期稳定税源的保证。税收的增长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只有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税收的持续增长提供长期充足的税源。其次,可持续发展将会使税制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的同时改变了税源结构。这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重点,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再次,可待续发展使税收调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经济发展,也注重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的长远利益。
税收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这是由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税收本身的性质、职能决定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一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负的外部性问题,即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_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下最主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负的外部性问题有直接、有效的调节作用。个别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向外界排放污染物,这就等于将本应该由企业负担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解决这种负外部性问题最有效的还是通过政府实施公共政策。两种途径,一是政府实施对污染企业的管制,二是通过征税来解决此问题。前者是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但政府管制者为了设计良好的规则,需要了解这些行业可以采用的各种技术的细节。因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政府实施管制的成本较高。而税收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主要通过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是一种最优手段。一方面,税收将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实现企业的公平竞争。另外增大了排污企业的成本压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将不得不采用先进技术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或购买污染处理设备,这都将对杜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污染的防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该项税收收人又可以作为专项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事业。
(二)什么是“绿色悦收”
随着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人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绿色税收”“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随着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西方国家构建“绿色税收”制度的实践
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即环境税收的发展大致已经历这几个阶段:1.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个时期环境税主要体现为补偿成本的收费(Cost-CoveringCharges)。其产生主要是基于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要求排污者承担排污行为的成本,因为规范排污行为需要付出代价。其种类主要包括用户费、特定用途收费等,尚不属典型的环境税,只能说是环境税的雏形;2.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环境税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和硫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则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即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人,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的环境影响;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税迅速发展的时期,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环境税制,而且环境税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环境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主要有三类:1.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润滑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娜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3.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目前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荷兰和瑞典。美国的“绿色税收”制度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计划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另外它们是一个大混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但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荷兰的“绿色税收”制度以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和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类型为两个特征。生态税收的征收一般由低一级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主要是特定税;瑞典的“绿色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对电力能源的征税、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
三、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绿色税收制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也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早在70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人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也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1)增值税: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2)消费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花、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人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3)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利用废液、废气、废值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减征和免征企业所得税。(4)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外国企业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转让费收人,可减为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给予免税。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这些税收政策在减轻和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其它政策相比,上述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一是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二是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三是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
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和特点,促进企业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运翰少和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则发展,加强对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管理。基本思路是:在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
(1)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并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
首先,应将已经实行的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征,比收费更具有约束力。而且税收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征收成本也比收费低。同时环境保护税收人将作为财政的专项支出,有严格的预算约束,可以保障宝贵的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这有利于税收政策措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的措施包括: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水污染费、噪音费分别改为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和噪音税。其次,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对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征收环境保护税。具体设计是:以排放“三废”和生产应税塑料包装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及塑料包装物为课税对象;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计税依据:对“三废”排放行为,以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课征,对应税塑料包装物则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人按比例税率课征。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按全部成本定价,以防把税率定得过高,使得社会为环境保护付出太大的代价。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人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2)改革消费税,开征燃油税
我国消费税对汽油、柴油各规定了一档税率,以定额的方式征收税款,在当前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相关税收收人。因此,可考虑取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一方面控制燃油的使用,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税收收人。可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
(3)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现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减税、免税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手段对原有政策做出完善。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人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
(4)制定促进再生资源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再生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资源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据估算,我国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废旧资源价值将近250300亿元人民币。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对资源课税的基本原则是普遍课征、级差调节。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而我国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的作用。因此,应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把矿藏和非矿藏资源列人其中。并且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扩大资源的保护范围。此外,鉴于对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所以,可将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并人资源税中,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以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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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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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风建设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崇尚法律的至上权威,又要不断追求公平正义。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法治理念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关键核心作用不断凸显,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执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廉政建设的关键五年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廉政建设有使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大目标。目前,在持续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干部“不敢腐”的短期目标已初步实现。未来五年应聚焦于“不能腐”这一中期目标,即通过制度预防和技术预防,降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通过减少腐败机会抑制腐败动机。
【关键词】反腐 廉政建设 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到“反腐不能停步、不能放松。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这说明未来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设依然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丝毫不可掉以轻心。
实现两个转变:从建设廉洁政府扩展到建设廉洁社会,从打击腐败升级到预防腐败
未来五年,廉政建设要实现战场与战略的双重转变。
首先要扩展反腐倡廉的战场,从建设廉洁政府扩展到建设廉洁社会。我国一直致力于党政系统的廉政建设,然而事实证明,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其意识和行为深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风气。由于腐败现象已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在很多行业行贿几成“潜规则”,仅仅局限于在党政系统内部推动廉政建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将反腐败的战场扩展到整个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消除腐败现象的社会土壤,才能为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廉洁社会建设作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其内涵外延都在不断探索过程之中。廉洁社会建设应以廉政建设为中心,同时包含社会廉洁教育、反商业贿赂、公益慈善事业廉洁管理等重要任务。
要实现“不能腐”的中期目标,未来五年反腐倡廉的战略战术也要相应调整。具体地说,就是要溯本求源,从打击腐败(治标)升级到预防腐败(治本),从事后惩治提升为事前预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我国廉政建设有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以查案为主的治标代替不了治本的作用。查处腐败案件主要是解决“存量腐败”,但要想从根本上夺取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必须能有效地防止“增量腐败”,有效防范未来发生的各类腐败行为。事实证明,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反腐败工作就会始终滞后于腐败行为本身的发展,最终陷于查不胜查的困境。鉴于“不敢腐”的目标已初步实现,未来五年应致力于消除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降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完成两个延伸:构建起上下贯通、令行禁止的公共权力体系,建立覆盖各行各业的社会监督网络
腐败行为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直接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权力过多,另一方面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制约。要改变这种现状,廉政建设必须纵向深化,构建起上下贯通、令行禁止的公共权力体系,从源头上防止公权私用。
重构权力体系涉及到一系列任务:通过权力普查,掌握公共权力现状;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压缩公共权力的种类和总量;通过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划定权力的边界和禁区;通过廉政风险防控,发现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等等。这些基础性工作都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
在纵向深化的同时,廉政建设还应横向扩展,建立覆盖各行各业的社会监督网络,压缩监督“暗区”,消除监督“盲区”。提到反腐倡廉,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其实凡有利益之处,皆有腐败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倡廉不应再局限于掌握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的党政部门,而应扩展到所有掌握资源与利益的机构,包括各类企业单位、教育文化团体、公益慈善组织等。
构建社会监督网络,除了自上而下的法律监督,更重要的是推动自下而上的信息公开与管理透明以及行业本身的廉洁自律。只有建立起多主体、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监督和治理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行为的社会土壤。
夯实三个基础:法律制度基础、社会文化基础、信息技术基础
第一,夯实廉政建设的法律制度基础,就是要根据依法治国的原则,全面提升廉政建设的法治化与制度化水平。这涉及到几项具体任务:一是全面整合党规政纪等廉政规则,改变廉政规则总量极大而执行力偏弱的现状,建立起简明、清晰、权威的廉政规则体系;二是要加强党规政纪与法律的衔接,尤其是要解决“双规”的法律依据等长期困扰纪检监察机关的难题;三是要从法律上明确纪检、监察、检察院等各个反腐败实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加强工作协同,减少重复劳动,提高运行效率。
第二,夯实廉政建设的社会文化基础,就是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廉洁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廉洁教育,培养全社会的廉洁意识与习惯,最终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为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廉洁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全社会的公开透明意识,牢固树立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特例”的原则,以此来调动自下而上、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防范各类腐败行为。
第三,夯实廉政建设的信息技术基础,主要是指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自身主动发现已有腐败行为(发现存量)和预防未来腐败行为(防范增量)的能力。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信息获取和共享的成本日益降低,不应再出现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腐败行为。国家应通过强制要求大额收支实行电子支付、建立全国互联的不动产登记系统、严格金融资产实名制管理等措施,全面掌握全社会各类资金资产的流转情况,同时加强各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时发现各种可疑操作和利益输送。这是改变当前查案工作严重滞后局面的必经之途。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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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过去五年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通过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报告和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给我们以最直接的震撼和感悟,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中国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承前启后、开创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责无旁贷、毫无悬念地具有划时代意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应当拿出什么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来回应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自成完整体系。经过邓小平理论“面”的描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线”的勾勒,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点”的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线、点三要素具备,也完美地自成体系,让后来者几乎无法再续进新的内容。怎么办?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能不能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2011年,国家将“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同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2012年,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一系列意见、论断、指引,体现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达到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进入一重又一重新境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意见》出台近十年,十年磨一剑,我们应当交出一份比较圆满的答卷。
我们认为,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必将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实质上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次飞跃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理论基础、阳光雨露、光辉指针;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不能搞文字搬家游戏,不能仅仅是对导师、领袖们的经典著作进行重新梳理,不能仅仅是对现成的理论观点、思维成果、基本结论进行逻辑调整,编纂一批批新的教材体系就算交差、完事。既然是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就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实现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必须通过解答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达到“既符合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现时代迫切需求,又符合中华民族、地球人类未来发展战略需要”的目标。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广袤的宇宙视野、博大的政治胸怀、高超的战略智慧、敢于担当的真理勇气、挑战未来的雄才胆略,来进一步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反对食古不化、全面复古,反对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关门主义,淡化师承姻亲、抛弃门户之见,汇聚正智慧、凝聚正能量,团结一致向前看。
要站在太空地球村时代的高度,站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高度,站在夺取国际话语权的高度,站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说到做到科学不分界别、学术不设禁区、思维不受禁锢、真理不套牢笼、人才不定标签、英雄不问出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切妨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进一步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强化“两个巩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现实课题:
(1)如何拯救全球环境生态危机、人文生态危机和中华文化信仰危机。
(2)如何构建并运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开放、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3)如何在世界思想多元化中确立主导,如何在人类文化多样化中达成共识。
(4)在西方文化霸权阴影笼罩下,如何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形而上”思维方式在现时代重新放射出真理智慧的光芒,早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从而为中国人的“三个自信”再增强一个文化自信。
(5)如何克服和避免政党信仰与民众文化灵魂之间的两张皮现象。
(6)如何强化“两个巩固”,根除腐败。
(7)如何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8)如何确保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引领世界潮流并指引人类未来,从而终结西方的“资本主义终结论”?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基础性前瞻性高端前沿课题:
(1)为什么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是否皆具有超时空性?认真梳理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最具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术研究价值的关键词“跨越时空”、“超越时空”,不应当被中国学术界忽略。2009年4月,同志指出:“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定格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过时。”同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又指出:“我们认为,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标志拥有超时空思维的这两个论断,实质上提出了“文化、精神在本质上是超越时空的”,这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时代性国际性前沿高端重大课题。
(2)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什么与存在对立统一?什么与物质对立统一?西方哲学通常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当作对立统一的两对重要范畴。显然,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思维不可能与存在对立统一,意识不可能与物质对立统一。这一课题击中了西方哲学的智慧盲点、文化软肋。解答这一课题也会让唯心主义失去自然根基。
(3)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列宁完美解答物质的共性与个性是客观实在性之后,还没有人解答意识的共性与个性课题。
(4)意识有没有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是什么?现行中国大中专哲学教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基本上是从苏联哲学体系引进的。苏哲体系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1],主观武断地让物质运动独占了空间和时间,把思维和意识排斥到了自己的时空观之外。依据恩格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2]的经典自然时空观,找不到思维和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就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思维和意识的存在。而实际上,思维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同于物质运动的客观存在。苏哲体系时空观与全面彻底系统完整科学正确的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矛盾和冲突。
(5)意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专家们认为,意识的本质是当代最具挑战性的基本科学问题,一旦突破将极大深化地球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引起信息与智能科学技术新的革命[3]。找到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且不与物质的空间时间存在方式相冲突,是捍卫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的必然要求,是揭示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本质和规律的突破口,也是揭示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的突破口。
(6)中国人能不能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
(7)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进而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从而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
(8)中国人能不能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
(9)中国人能不能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10)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
超时空思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经过进一步探索不难发现,超时空思维具有很强的融贯性,不仅仅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而且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超时空性的本质是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是万物运动的根本动力,是人类认识的起点、创新的摇篮、智慧的核心、文明的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源泉。宇宙万物的超时空性还泛指宇宙万物相对于人类社会和生命个体,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广泛性、广袤性、深邃性、多样性、复杂性、宏观性、微观性和时间上的短暂性、持续性、恒久性。超时空性是实在性与虚在性、超越性与局限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体。
人类社会的一切发现发明创造,皆源自对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的发现、认识、创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是超越时空的科学技术,现代交通通讯是超越时空的交通通讯,离开地球人类一次又一次对时空的超越,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但人类对超时空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和水平,还没有公开的公认的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超时空思维抓住了宇宙万物、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碰撞触动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总特征,点拨叩响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主旋律,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生存发展持续不断超越时空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
超时空思维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贯穿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渗透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架通高新科技和民众日常生活,是揭示宇宙奥秘、打开人类智慧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为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为中国人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为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开启了智慧之门。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有新内涵、新高度、新境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地球人类(西方)思想的最高成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三大直接理论来源。可见,马克思主义直接理论来源中,缺少的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这堂课。列宁主义、苏哲体系、西方哲学,均不可避免地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堂课。缺课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本原因,也是西方哲学、文化、文明应当中国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就是不但要进一步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更要进一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为辩证唯物主义添加中华文化元素、智慧因子,为马克思主义打上中国文化烙印、智慧标签,且能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解答中华民族、地球人类面临的诸多现实课题和思想困惑,更加管用。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时代化,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没有飞机、没有宇宙飞船的时代,人类的活动足迹限制在地球生物圈以内,人类的哲学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创新重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化课题,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紧扣时代精神、时代特征、时代主旋律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依据人类活动足迹所达到的时空领域,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代和未来,划分为五个时代:森林莽原时代(原始社会)、内陆近海时代(封建社会)、远洋新大陆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兴盛、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太空地球村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之后,逐渐过渡到“全民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初级共产主义社会),将来地球人类超出太阳系、银河系,发现外星人之后,可能进入银河系地球人时代(实现“全人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高级共产主义社会)。
以美国人登月为划时代标志,人类已经进入太空地球村时代。太空地球村时代的社会标志是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现代通讯。现代交通、现代通讯日益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其本质就是不断超越时间和空间对地球人类的种种局限,让我们生存的星球变成远隔万里也可朝发夕至、远在天涯海角却也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社会信息化的本质就是以光的速度超越时空传递信息。社会信息化、信息光速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支撑、核心标志。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理论化、系统化的“太空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大众化,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揭示出的宇宙万物一般规律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民众谋生手段和发展智慧,实现地球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人生规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由于马克思主义客观地存在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缺课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即政党倡导的信仰与部分党员和民众的灵魂深处的文化传统信念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
所谓信仰不仅要管思想灵魂,而且要管日常行动。之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近一百年来,仍然是政党的信仰、政府的信念,始终没有更深入地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生活信仰、人生信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从而导致社会乱象丛生、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消极腐败滋生漫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深刻的对接、融合,没有实现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境界上达到协调一致、有机统一。
这是中华文化信仰危机的思想根源。信仰是一个民族核心层次、灵魂级别的内生力量。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没有原则、没有责任的民族和社会,是非常危险的民族和社会。信仰问题,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面临的比消极腐败更加可怕百倍的危机和风险。通过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层次更高境界上达到自觉的协调一致、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党性、人民性、规律性与文化精神信仰的高度同一、统一,是达到“两个巩固”的根本标志。“两个巩固”是击溃西方文化渗透伎俩的精神支柱,是挫败敌对势力政治颠覆活动、和平演变图谋的智慧神器,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法宝。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须特别注意克服彻底复古、全盘西化两个极端主张和倾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彻底复古的道路走不通。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全部是内陆近海时代以前的产物,受到地域、历史时空严重局限的中华传统文化、文明,不可能让太空地球村时代的中国成长为现代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通过时代化,即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碰撞、洗礼、改造、提升,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之后,才能古为今用。我们在坚决反对彻底复古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同时,还要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道路更加危险,将有可能覆灭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当站在率先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两个终结论的基础上、高度上、境界上,在拥有文化自信、自豪、自尊和尊严的精神思想状态下,俯视、透视、吸纳、借鉴西方文化、文明,更加全面彻底系统科学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的根源和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不是盲目崇拜、仰视西方文化、文明。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要始终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就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新文化走向世界。西方文化、文明只有被中国人进行时代化、中国化的改造、提炼之后,才能洋为中用。这是充满哲学智慧且不丧失本民族文化灵魂的学习西方文化、文明的方式方法。
可谓发达先进的西方文明有两个致命的终结论思想。一个是资本主义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直到人类终结,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一个是哲学终结论,主张解构同一性的思维,解构、摧毁形而上学,以至于解构哲学,迎来哲学的终结,宣称哲学的使命已经被科学取代,人类不可能再产生大一统哲学。两个终结论禁锢了西方人的思维和行动,让西方人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阻滞了西方“现代”文明进程,本质上宣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终结。西方文化、文明由于受到两个终结论的深刻影响,不可能率先达到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统一信仰、克服两个生态危机、指引人类前进方向的智慧高度、时代高度、未来高度,根本不能算彻底的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不值得中国人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值得中国人盲目地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当作救世良方。
当马克思主义吸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的智慧力量,实现文化灵魂的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必将让中华文明在西方人如梦初醒般的惊呼声中实现弯道超车。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目标:在超时空思维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下,通过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完成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即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率先实现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勇做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
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在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广泛运用超时空新哲学、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新文化,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坚定而自豪地迈向更加自然、全面、彻底、系统的、能够保持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强国、现代文明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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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其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另外,文学杂志《当代文学》于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创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特征尤为突出,这是本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以及文学自身发展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试从这些方面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文学呈现出的新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多样性
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这30多年中,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国家的体制改革,伟大的中国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风口浪尖上走出了一条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历史以改革开放来命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而文学作为社会变革和思想激辩相碰撞的产物,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巨变时,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也必然地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和总特征。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全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在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中,不懈地探求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这就表明在当下,执行党中央的文艺路线仍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进入以多样分流为特征的转型阶段。文学的演进不再是以往那种走马灯式的思潮更替,而是在同一个时空里的多样分流、异质同构。在急遽的分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和互补。在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强势发展的同时,作家们仍在坚持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另外现实关注和历史眷恋一起成为9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脉。个人化叙事和女性文学成为90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提升。世俗文学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为目的,以市民大众的文化品位和语话方式观照市民社会的功利现实和凡俗的苦乐年华,创作和阅读共同追求世俗的快乐,其传达方式也带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也有一些作家无视其人文关怀和精神鼓励的职责,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和现实批判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严峻的现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
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周梅深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驻京办主任》等优秀作品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以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冷静思索描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和批判了在体制改革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当然还有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林斤澜小说中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中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载示着各种文学精神的小说文本纷纷闪亮登场,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不管它们是昙花一现、电石火光的瞬间,还是如恒星般灿烂于中国的文学史。
新的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赞美,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如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卧底》、张欣的《浮华背后》。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脱离了原来的“高大全”形象表现的更加有个性,血肉丰满。使得人物呈现出立体性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为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
这些文本最大限度的去还原记录历史的真相,谁又说这不是人性的回归呢?其次是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是温饱问题,而是从人本身出发关注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和不幸。如阎连科的《受活》、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手机》等。反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坛,会发现创作趋势大致呈三个倾向:一是走向市场操作和经济崇拜,几乎整个通俗文学、纪实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特征。如王朔、二月河、都梁、海岩的作品。二是走向个人创作立场和边缘化写作。如新生代诗人在90年代的创作;韩东、朱文等的都市小说;陈然、林白、海男等的女性文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即由社会责任感转向个人生活态度,对个体意识和自我生存状态的关注,创作也由文化中心位置转向了边缘立场。三是坚持精英文化立场和张扬理想主义。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山居笔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的裂变转型期,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加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一个参照。对中国文学势必产生强烈的冲击、渗透,这种冲击渗透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使新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从这一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文学,所谓商业化创作与个人写作,平民化的创作角度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以及对党的文艺路线的宣传和解释,其实都代表了某种社会心理和思潮的不同侧面。正是这样,新时期文学才会以蓬勃的活力呈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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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权威主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当前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公共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关乎一个国家稳定和谐的大局。公共政策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对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性是其价值追求与本质属性。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公平价值缺失、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以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构建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调节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共政策 公共性 收入分配差距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指导并规范着具体的政策目标,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导向。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 “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动乱。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总之,面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应多管齐下,建立一套完善的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综合运用税收、区域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多种政策手段,各种政策手段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合力,共同促进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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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是顾颉刚编写,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籍。该书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弢--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3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本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
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
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代,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发展,齐思和等人也开始着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引论(此引论曾首先发表)中,也作了派别的区分,提出了说明意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述更是详细。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而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表示了不少兴趣。这些都说明,在本书出版的年代,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是,像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面,评论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还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去世的白寿彝,当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似乎已经为自己的兴趣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多少研究。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个人特色,也即本书所体现的顾颉刚本人的人品与性格,就更能感觉到本书的独特价值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顾颉刚眼里,后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科学方法运用之成效,在于发现和扩充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虽然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主要归功于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的输入,但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和碑志学的研究。在他看来,西洋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没有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因此他的史学观,也表现了五四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复杂特征。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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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成熟。我国现在社会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资本流通等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等一些问题,阻碍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适应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浅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中国经济 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浅析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期其经济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担当着中国经济的实证性理论模态探究。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必须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规划;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2014年5月,中共中央、、国家军委主席同志在河南考察的时候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谓的“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中高速状态;经济结构发生全面的变化,第三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并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占据重要地位;
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勇于挑战。总览37年间的经济改革状况的发展,我们国家对何为社会主义和何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了充分的认识,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国家在所有制的结构方面,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的缺陷,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方式定义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中,国有经营和股份制双轨并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收入分配领域实现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分配形式有了更好的分配制度。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37个年头,但是我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而言:
第一,现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成熟。我国现在社会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资本流通等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等一些问题,阻碍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适应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内在的缺陷,即体制内对经济发展的动力需求和现实中动力短缺的问题,导致即使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出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当然,极端的情况导致社会的失业率加重、经济的波动范围扩大等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企业制度的不完善、市场不规范和政府职能不能够履行,更多的问题主要的表现在制度的不创新、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自主创新能力缺失、城乡一体化进程缓慢、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等的问题,这就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的决议,从改革的方向、动力及其目的等各个原则,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措施,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社会的每一项的改革,都是产生非常明显的整体效应。中国市场经济虽然处于相对疲软的状态,但是改革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中国改革的速度相对以前来说更加的平稳和温和,经济的总额度为8.3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与90年代初相比较,中国经济必须更加的注重自己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不能任性发展。
由此,新一任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应对与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意见,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也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国领袖的卓见远识和做出的正确的决策,也会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顺利进行。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国府的经济管理方式和经济建设规划做了新一轮的调整,借此契机,中国的经济大改革来开了帷幕。改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吗,得到了全国全党人民的衷心拥护,新任同志指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的实干精神,引领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定与实际践行。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从分配制度到资源共享、从市场独享到资本流通的转变,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合理有效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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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家训文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胎教的必要性,也提出了很多胎教的方法。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学前儿童教育思想浅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论文关键词:传统家训学前儿童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极度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而传统家训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流传下来的家庭教育文献。时代发展了,技术进步了,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再去看待这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无疑是对学前儿童教育又一次的精神洗礼。
论文正文:
家训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特殊形式,是我国古代家庭、家族长辈为教育子孙而专门撰写的文献。家训这种教育形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献的种类和文体格式非常丰富。所谓学前儿童教育,是指儿童在未入小学读书以前,促使儿童知识、智力、体质、品德诸方面尽早得到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我国传统的家训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学前儿童教育思想,如:胎期教育、品德教育、认知教育、技能教育等,这些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为我们的学前儿童教育提供了范本,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重视胎教理念
传统的的胎教理论和实践都很丰富,相传周文王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是他的母亲太任成功胎教的结果;其孙成王的胎教也是非常讲究;后来的亚圣孟子的母亲也继承了传统的胎教理念。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孕妇所生活的外界环境因素,如: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事实证明这种理念对胎儿的正常成长有着显著的作用。
2.重视胎教方法
传统的家训文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胎教的必要性,也提出了很多胎教的方法。西汉贾谊在《新书》中专设“胎教”一章,提出妇女怀胎后要“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刘向也在《列女传》中提到胎儿能够通过母体感应外界,因此孕妇应尽量避免给胎儿不良的刺激,要保持身心愉悦;最先在家训中系统阐述胎教理念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将“教子篇”作为首篇,开门见山的提出了应为孕妇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摒弃了先前胎教中极端的讲究,方法更加切合实际。
1.重视家庭关系
传统家训最看重的是“孝”,认为“孝”不仅是人的行为的根本法则,更是维系家庭的感情纽带。孝有两层涵义:一是家庭血脉的延续。俗语说“不孝有三,元后为大”正是这个意思。二是要敬养父母。儿女要尽家庭义务和责任,不止要在物质上满足长辈,更要有精神上的敬爱,这种精神在儿童读物《三字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外,与同辈之间的兄弟姐妹之情也是传统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对于巩固整个家族起着重要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小细胞,只有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学前儿童在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里成长,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必然会为以后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打好基础。
2.重视自我修身
在传统家训中首先提到了立志教育,对于孩子来说,从小立下目标往往对他以后的人生起到指明方向的作用。要培养学前儿童自强自立的精神,过于的宠爱只会让他更依赖别人。其次,传统家训文化提倡以俭养德,从小培养子女的节俭意识。这样既可以节省支出,又可以修身养德。再次,传统家训中还提到了要诚信。中华民族素来就有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汝哉莫勉之”主张要诚实待人、言行一致,这在任何行业、任何阶层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学前儿童教育中,同样要教导孩子不要撒谎,真实的对待身边的朋友,不要虚情假意。
1.重视语言发展
在《颜氏家训》中提出,要对儿童进行专门的言语教学。在这一阶段主要由母亲对儿童进行言语教学,因为婴儿出生后,母亲与孩子的接触时间最多,母亲的日常言语会影响孩子这一阶段的语言学习;根据地区方言的不同,儿童习得的语言种类也会不同。因此,父母日常的交谈语言和交谈氛围要适合儿童学习,在儿童面前避免一些粗俗的语言;家庭语言环境尽量与日后儿童进行学校教育时的语言环境一致,便于以后儿童的语言发展。
2.重视识字阅读
首先,这一阶段的儿童对任何知识都感到好奇,对于儿童提出的各种问题要适当给予回答,养成孩子好问的好习惯,不要因为孩子太小搪塞他们,打击孩子积极性。其次,学习要勤奋而且要持之以恒。古代有很多关于教子劝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等,在《三字经》里体现尤甚。再次,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儿童在关键阶段阅读书籍会对一生的智力开发发挥重要作用。即使早期阶段,儿童识字受限,也要通过多读让他多听来增长知识,而且养成儿童爱护书籍的好习惯,不要随便撕书,乱写乱画。早期的识字阅读对儿童的感官训练和记忆开发作用显著。
1.重视日常养生
儿童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做基础。传统家训中提到要培养儿童树立一个正确的生命观。颜之推对人的生命价值作了系统的论述,“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母亲十月怀胎,给予自己生命,应该珍惜。这个时期的儿童从泛灵论逐渐发展到客体守恒,应让其明白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价值,要博爱。另外,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在培育儿童良好性格养成时就应注意戒骄戒躁,保持平常心。现在的儿童过于娇惯,脾气暴躁,这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方面都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家长过于重视日常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忽略了儿童精神方面的教育,在行为习惯和性格养成方面要学习传统家训中的养生教育思想。
2.重视杂艺技能
在传统家训中强调儿童要有~技之长,为日后自食其力做准备。颜之推、林则徐等在家训中都提到劝诫子女除了读书外还要学会作农事,要学会自力更生,学会生存的基本技能。在儿童时期,首先要培养他们的自立意识,自己动手,而现在的儿童往往在这一方面很欠缺,事事都是家长包办,这对于他们将来的发展极为不利。另外,在传统家训中还对乐曲、作画等艺术教、形式作了相应阐述,认为是修身养性的途径之一。这与现代的儿童素质教育是相通的。通过加强艺术修养方面的教育,能够提升儿童的素质并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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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马克思主义需要观视角下的中国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需要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需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与根本范畴。以马克思主义需要观为视角审视中国梦,启示我们:现实的人与现实的需要指明了中国梦的主体是有需要的主体;需要动力思想揭示出中国梦实现的动力来自于人民的需要;需要的理论意义表征了中国梦的最终价值指向是需要的解放与人的解放。
需要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同以往哲学家不同,马克思不是以自然态度来理解需要,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在历史发展中考察需要。因此,需要是人的现实需要,并在历史中不断丰富、发展并满足。人们正是在对需要的不断追求与实现中,开启了历史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可以说,需要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与历史前进的动力。所以,需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与根本范畴。以马克思主义需要观为视角审视中国梦,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中国梦的主体是怎样的主体?第二,中国梦实现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第三,中国梦的最终价值指向是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决定着中国梦能否实现以及怎样实现,同时也表征着中国梦的价值追求与思想境界。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与人的需要有关。
马克思不是抽象地理解人,而是在现实社会和历史发展中来考察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23因此,人首先就要满足自身根本的生存需要,生产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因此,人是现实的、有需要的人,不能把人当作无需要的个体、抽象的个体。黑格尔也认为,只有从需要的观点来考察人,人才具有了人的观念,[2]205-206人人都有权把需要作为自己的目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可鄙的事情,只有生命才是最高贵的。[2]126而人的生命活动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57因此,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无意识的,而人的生命活动是自觉的;动物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人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能够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而自由自在地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世界。[3]58但是,在私有制下,国民经济学家只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来看待,“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3]123工人每天重复机械的劳动,只有最悲惨的肉体需要,甚至不如动物的需要丰富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改变,这种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必须扬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81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虽然不能做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但却是通过人民并且为了人民而实现的。正如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4]因此,中国人民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还是中国梦的成果享有者。所以,我们不能把人民主体看作抽象的主体,而是要当作现实生活中的有需要的主体。人有多种多样的需要,需要也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是,无论以哪种分类方式为标准,首先要满足的都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就是百姓的生活需要。
目前,我国已基本上跨越了温饱阶段,百姓的温饱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但是,需要是不断发展的,所以当今时代的生存需要也就不能只局限于吃饱穿暖的简单物质需要,还应包括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基本的民生需要。这就亟须解决当前存在的住房贵、看病难、看病贵、就业不充分、教育不公平等民生问题。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4]如果这些基本的民生需要都能够被满足,中国也就进入了邓小平同志所描绘的“小康之家”,“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5]但这只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目标,还有更高层次的目标,就是党的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6]在这样的小康社会中,人民的需要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满足了基本的民生需要的基础上,还会产生更高的享受和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需要也将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满足,形成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需要体系。[7]
中国梦的实现要紧紧依靠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这个主体不是抽象的、虚幻的、理论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要使他们真正实践起来,就要有能够说服人的理论,“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需要为本,要听取人民的心声并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样,人民才会把中国梦当作自身的内在需要并为之奋斗。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从事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实践,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去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人化自然”,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属人世界。可见,需要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的最初动力、是历史得以开启的动因、是历史的逻辑起点。不仅如此,“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2也就是说,生产的发展会不断引起新的需要,对新需要的追求和实现又会促使人们不断改进生产,发展生产力,当新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又会产生更新的需要,从而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在需要―生产―新需要―新生产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动力系统。因此,需要不仅是历史的起点与动因,还是历史无限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在对需要的不断追求与实现的过程中,既发展了自身的力量,又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了社会和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新需要的产生与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并称为“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1]34足见需要的重要性。
马克思的需要动力思想也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的内在需要。因为需要是个人活动的内驱动力,人们总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去从事某种活动,无论是生产实践还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践,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286在奴隶社会,奴隶主用皮鞭强制奴隶提供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则用工人的工资(也就是工人的必要需要)使工人“自愿”为其提供剩余劳动。因为在奴隶社会,奴隶的需要尤其是生存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奴隶主,所以奴隶不会再有任何动力去为奴隶主提供剩余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需要尤其是生存需要的满足要依赖工人自身能够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力,只有劳动力换取了工资,工人才能满足自身及家人的必要需要,所以工人为了工资(必要需要)“自愿”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一样,人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动力也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内在需要。因此,人民只有产生了某种需要,才会为满足和实现需要去努力、去实践、去实现。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几个方面,[9]而这几方面建设的内在动力都来自于人民的内在需要。
第一,经济需要的满足――经济建设的内在动力。经济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其他需要的根本保障,只有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保障,生活水平才能切实提高,才能在此基础上使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并得到满足。因此,党的报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中首先提出的就是经济建设的新要求: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10]9这正是在满足经济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且,只有人民内在的经济需要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变革思维、付诸行动、切实改革、搞好经济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从表面看来,经济需要不是人们直接的需要,而且也不是必须的需要,但是,在当前阶段,却是一个重要需要,因为它的满足直接决定着其他需要的满足与实现。
第二,政治需要的满足――政治建设的内在动力。在当前社会发展中,政治需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更加重视人权的保障、重视民主的发展。报告也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使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进一步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好的保障。[10]9只有人民的人权、民主等基本的政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才能真正有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热情,关心国家的发展与政府的决策;只有有了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热情,人们才能真正为国家战略发展献计献策。
第三,文化需要的满足――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文化需要通常也被称为精神文化需要,当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产生高层次的精神需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需要不断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更高的文化需要。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一些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了一些易于传播的、易复制的、无深度的、无内涵的、模式化的、注重人们感性娱乐的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也很有市场,深受欢迎,因为大众文化既通俗易懂又贴近生活,不仅满足了百姓的文化需要与娱乐需要,还表达了百姓内心的声音与诉求。但是大众文化毕竟是一种商品文化,要服从市场经济,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把大众作为文化消费者,不仅要投其所好,而且要培养这些文化消费者的消费需要,所以制造了很多虚假的商业文化需要。
因此,这些文化快餐不但未能满足民众的真正文化需要,而且还误导了民众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使文化发展低俗化。所以,为了丰富和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文化建设刻不容缓,这就要求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11]提高文化软实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文化部门要注意监管,不让牟利、低俗的垃圾文化充斥文化市场,流入百姓文化生活中,要多多鼓励并宣扬一些积极正面优秀的文化。只有不断丰富文化产品、不断满足文化需要,才能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四,社会需要的满足――社会建设的内在动力。社会需要的内涵非常丰富,马克思的很多著作都对社会需要有所提及,在不同语境中,含义也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含义,社会生产出来的需要,与自然需要相对立;第二种含义,指的是由社会来满足的需要,例如教育需要、医疗需要、公共安全需要等;第三种含义,指的是社会的个人需要,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相统一,个人需要就是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就是个人需要。这里的社会需要主要指第二种含义,即由社会来满足的需要,就是指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由社会建设事业来满足的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社会建设方面提出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目标,具体包括完善教育体系、充分实现就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可见,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社会需要,不仅是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社会建设的根本动力。
第五,生态需要的满足――生态建设的内在动力。生态需要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需要,就是人们对良好生活环境的需要,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甚至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的生存,因此,生态需要的满足对人们来说尤为迫切。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严重退化、森林生态功能日益衰退、水资源严重污染短缺、大气严重污染、生物多样性大量损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未遵循科学发展观,未立足于长远发展,而是追求短期效益,只顾眼前利益,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却以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生态需要,但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问题,指出,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依赖自然,自然为人提供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5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严肃地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2]因此,人们应该怀着对自然的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党的也把生态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需要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而且人们势必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这关系到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们对和谐生态和美好环境的生态环境需要就是行动的内在驱动力。
追求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抽象自由”时,认为真正解放的两个因素被他忽略了,第一个因素就是“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真正体验到的需要”。[1]347可见,需要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首要因素。需要的解放应包括两层内涵:第一层是需要的满足,指合理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第二层是需要的自由,指人们对自身的需要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并且能够自觉调控自身的需要。
需要的满足是指人们日益增长的合理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不仅能够满足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更能够满足个性不断丰富、天赋充分实现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在其著作《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也指出,每个人正当合理的需要都应该被尊重并满足。而需要的更高层次的解放则是需要的自由,需要既摆脱了自然必然性对它的制约,又不受社会必然性对它的束缚,进入一个自由发展的阶段。人们能够自觉调控自身的需要,依照每个人的不同天分和自由个性而发展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样需要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既超越了自然状态下因为需要互相竞争、欺骗、剥削、压迫的弱肉强食阶段,也超越了文明状态下需要被经济、政治、社会、媒体等操控的虚假异化阶段。
需要的解放与发展直接决定着人本身的解放与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3]90需要的丰富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新的充实,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人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无论是需要的满足还是需要的解放,都要建立在生产的解放与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生产领域实现自由,其他领域的自由才会实现。人们将重新占有生产力的总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生产重新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下,合理调节生产,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实现人最大的满足。[13]这才是人的真正解放与发展。
需要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指向和思想境界,同时也是中国梦的价值指向和思想境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与她的伟大导师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理论追求与人文关怀,那就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人民的现实需要能够不断丰富与满足,最终实现需要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指向与思想境界在中国梦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中国梦的目标不仅在于中华民族的富强与振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发展,还关注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全人类的进步与解放。
正如在2013年6月7日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时所强调的,“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4]因此,中国梦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同时造福于全世界,造福世界人民。中国梦真正践行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这一伟大思想,真正做到了关注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弱势群体,而且对象不仅限于国内,对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频频伸出援手。因此,中国梦包容、开放的境界与务实、创新的精神必将推进人类文明步入新的发展、引领整个世界走向美好的未来。
总而言之,中国梦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有需要的人。中国梦只有不断关注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才会感受到中国梦是他们的内在需要,才会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不竭动力。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建设、全面进步的过程中,实现需要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解放,满足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梦的最终价值指向。因此,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既需要马克思的需要观作为其理论基础,同时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的需要观,是马克思需要观在当代的真正践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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